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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6-09-10 05:46:47 点击次数：
星空体育网址星空体育网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走过一条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道路。早期中国以劳动力等既有禀赋嵌入全球生产网络，通过“大进大出”把外部资本、技术和市场转化为国内工业化能力；随着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完整产业体系形成，中国又在开放中不断创造新的比较优势，逐步由全球价值链的承接者转向更具自主性的全球经营者。当前，全球化从效率主导进入安全、发展与效率多重目标并存的新阶段，中国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与世界的关系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因此，我国需要以贸易为纽带统筹产业升级、全球资源配置、制度型开放、国际市场塑造和经济安全保障，在更高层次实现“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
在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发展阶段，我国积极引入外资、发展加工贸易，逐步形成了以“大进大出”为特点的贸易方式。
“大进大出”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当时比较优势下，融入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体系的重要方式。这是中国在技术资本不足、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发展阶段，把自身要素禀赋与世界资本、技术和市场联系起来的有效制度安排。事实上，没有过去几十年的“大进大出”，很难形成今天支撑“优进优出”的产业体系、资本存量、技术基础和经营主体。1980年前后，中国劳动力占全球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为20%左右、资本形成总额为全球资本形成总额2%左右，要素禀赋以劳动力成本优势为主要特点，主要以“高劳动、低资本、低技术”生产函数组合参与国际分工合作。1986年，纺织品和服装取代石油成为我国第一大类出口产品，标志着出口商品从资源密集型为主转向劳动密集型为主。
从贸易方式看，“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快速发展。1981年加工贸易仅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6%，到1996年首次超过一半、达到50.6%。在当时的对外贸易发展推动下，我国于1994年以来一直保持着年度货物贸易顺差，奠定了此后国际收支“双顺差”结构基础。与此同时，货物贸易规模相继在2004年、2009年和2013年超越日本、德国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并维持至今。
从贸易主体看，外资企业成为外贸主力。1998年，外资企业进出口占比首次超过国有企业。2001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比达到50.8%，首次超过全国进出口的一半；2006年进一步升至58.9%，达到阶段性高位，其中出口占全国出口的58.2%。跨国公司将资本、技术、关键零部件和海外订单带入中国，在华企业承担加工制造和出口，中国由传统商品贸易迅速转变为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制造基地，由此形成典型的“两头在外”贸易特点。从静态比较优势看，中国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从动态发展过程看，中国实际上是在用劳动力换取资本积累、技术学习、管理经验、外汇收入和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外贸因此不仅“利用”了比较优势，也成为逐步改变比较优势的重要机制，带动了国内生产制造水平的提高。
在资本技术相对丰裕的发展阶段，我国更多依靠国内完整的产业体系，积极走出去拓展国际市场。
目前，中国以全球五分之一的劳动力规模，支撑着四分之一的资本形成和接近三分之一的技术研发，资本、技术相对更为丰裕。从全球相对份额看，2025年中国劳动力约占全球20.5%，从上世纪80年代高点持续下降。2024年按购买力平价核算全球研发支出，中国占全球27.4%，首次超过美国。2024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已占全球32%，是美国（15%，第二位）的2倍，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和666个工业小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中国外贸比较优势转变为资本深化、技术积累、产业规模和完整产业链共同形成的复合型优势。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日益成为出口增长的重要支撑。《2025国际工业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24年，中高技术制造品占中国制造品出口的63.3%。从全球市场地位看，2024年中国中高技术制造品出口占全球同类产品出口的18%，高于德国的9.3%和美国的8.3%，居世界第一。过去，中国的发展机遇主要体现在要素红利上，现在则主要体现在创新红利方面。
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出口产品向新向优特点明显。2020年以来，以“新三样”为代表的规模制造综合成本优势产品畅销全球，2025年下半年、2026年初以人工智能算力产品为代表的技术优势产品开始快速发展。按照海关HS8编码计算，2026年1月，存储芯片出口额已超过智能手机并跃居我国单一商品出口首位，此后出口规模继续快速扩大。存储芯片成为HS8位编码下中国出口额最高的商品品类，并且每月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从贸易方式看，一般贸易占主导特征更为明显。2008年，中国一般贸易占进出口比重为48.2%，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首次超过加工贸易（41.1%）；2010年，一般贸易占全部进出口比重进一步超过50%，重新占据外贸“半壁江山”。
从经营主体看，本土企业国际经营能力不断提高。2006年民营企业出口增长43.6%，年度出口额首次超过国有企业；2018年，民营企业进出口12.1万亿元，占全国39.7%，对全国外贸增量的贡献首次超过50%；2019年进出口进一步达到13.48万亿元、占42.7%，首次超过外商投资企业的39.9%，成为我国第一大外贸经营主体。此外，2024年民营企业首次成为我国高技术产品最大进出口主体，占全国同类产品进出口48.5%；2025年民营企业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14.8%，其中高端装备出口增长26.9%，占全国比重已接近六成。
过去40多年，中国外贸发展享受了全球化红利。当前比较明显的变化是对外贸易面临的外部政治、安全和产业政策约束明显增加，部分国家保护主义回潮，国际经济关系正在由“效率优先的普遍性开放”转向“安全边界内的有条件开放”，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合作也逐步从“效率优先”转为“效率和安全并重”。
一是主要大国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加强，国际经济秩序进入动荡变革期。世界贸易组织的监测数据反映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倾向。2024年10月中旬至2025年10月中旬，全球新增关税及其他进口限制措施覆盖约2.64万亿美元贸易，是此前一年覆盖规模的4倍以上；截至2025年10月，长期累积的相关进口限制措施已经影响全球约19.7%的进口贸易。2026年前5个月全球贸易政策活动水平又明显高于2024年和2025年的平均水平，贸易政策更多服务于产业安全等目标。
二是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导致当前优势产品面临的外部竞争更加激烈、规则标准限制更为严格。中国外贸优势产品与发达国家传统贸易产品形成正面竞争。过去中国产品大量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和一般制造领域，与发达国家更多体现为产业间互补，随着中国制造业向汽车、机械设备、电力装备、通信、半导体、新能源和人工智能产业链的升级，中国产品越来越进入发达经济体原有优势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核心竞争领域，由此产生的摩擦已经不完全源于贸易顺差过大，也越来越趋向于产业结构趋同和技术竞争加深。未来外贸竞争的“边境”正在从海关边境延伸到技术边境、规则边境和安全边境，这构成中国外贸转型的新矛盾——越是能够实现“优出”的产品，越可能进入国际战略竞争相对激烈的领域；越是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越需要面对比传统关税复杂得多的制度性和安全性壁垒。
三是全球开放的市场重心和发展增量加快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对外经贸布局与之同向调整。全球经济的新增需求越来越多产生于全球南方，开放的市场基础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全球贸易网络正在由传统“南北贸易”主导，转向南北贸易与南南贸易共同支撑。2000年南南货物贸易仅占全球货物贸易约11%，到2024年已经提高到26%，贸易额达到6.2万亿美元。全球南方已经不再只是全球价值链中的资源和低成本生产要素供给者，而正在同时成为生产地、中间品市场、投资目的地和最终消费市场。全球化从“南方生产、北方消费”的单向链条，正在逐渐转向“南方生产—南方加工—南方消费”这一不断扩大的区域和跨区域循环。同时，全球南方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数字化和绿色转型加速阶段，与中国现阶段产业供给形成较强的结构性互补。
四是全球贸易将进入一段相对平缓的发展阶段。全球化从过去不断扩大地理边界和降低贸易成本的高速扩张期，进入安全约束增加、区域网络重构、技术产品加速增长的新阶段。事实上，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这100年间，全球出口占经济的比重快速提升。其主要得益于蒸汽船、铁路、电报等运输通信创新，也是在保护主义、大国竞争与技术进步并存条件下，全球化继续深化，这意味着，地缘政治竞争和保护主义上升并不必然终结全球贸易扩张，决定贸易能否继续深化的，是技术进步、资本流动、产业分工收益能否抵消政治摩擦所增加的交易成本。《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中的基准情景预测，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将放缓至1.9%，2027年将小幅回升至2.6%。
早在2016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加工贸易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就提出了逐步变“大进大出”为“优进优出”，助力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彼时，政策重点是提高出口产品技术水平和附加值，提高品牌和营销能力，推动加工贸易向价值链高端发展，针对“留、来、转”三类情况分别提出提升发展水平、引资引智引技相结合以及有序进行国际产能合作三方面要求。当前，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新形势新变化下对于对外贸易提出更多新要求，其“优进优出”的内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一是目标函数发生变化，外贸需要考虑如何更好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衡量外贸发展的成果，正从贸易业务本身拓展到更多维度。过去发展外贸，主要目标是扩大出口、吸纳就业、积累外汇，并通过进口资本品和技术弥补国内发展要素不足。当前对外贸易的目标函数更为多元，对于出口，既要考虑产业升级，也要统筹就业、产业链稳定和国际市场拓展；对于进口，更加重视其在引进先进技术、优化资源配置、改善消费福利和增强供应链韧性方面的作用。“优进优出”的“优”，最终要体现为贸易活动能够更有效地转化为生产率提升、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就业改善和居民福利，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二是承担角色发生变化，外贸需要从全球生产网络的参与者进一步向全球资源配置和产业组织者转变。我国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这意味着，需要因势利导开展主动运筹的相关工作。对此，我国外贸发展也要从全球分工合作的“参与者”，逐步向“组织者”升级。国内贸易主体需要参考美欧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发展路径，积极在全球范围内组织产业链供应链，培育在全球范围配置研发、资本、生产、物流、市场和服务的能力。衡量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不能只看贸易规模，还要看发展科技创新、保障关键零部件和供给资源能源产品、提升品牌和增强供应链的能力。
三是开放方式发生变化，外贸需要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进一步转向制度型开放。当要素跨境流动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以后，决定开放质量的是制度水平，既包括积极吸收借鉴先进国际规则、推动国际规则的国内化，也包括主动引领国际规则变革，推动国内高水平规则与国际规则对接。随着国内开放水平不断提高，进一步释放开放红利越来越取决于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制度层面的衔接，外贸竞争也越来越超出产品价格和关税范围，延伸到知识产权、技术标准、数据规则、政府采购、绿色标准和营商环境等制度领域。因此，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制度型开放的结果，也应成为以开放促改革的重要传导机制，通过国际竞争和高标准规则衔接推动国内制度优化，再把更高水平的制度环境转化为吸引全球资源和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新优势。
综合来看，我国对外贸易整体政策取向始终围绕不同阶段的突出矛盾持续调整完善。下一步，建议围绕国际国内环境和发展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立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高水平开放条件下，推动外贸政策更好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全局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大局。一是把服务业作为扩大开放水平重点领域，在增值电信等互联网、生物技术等科技研发、医院等公共服务领域扩大开放试点，持续推进金融领域开放，优化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二是推动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合作潜力大的经贸伙伴扩大单边开放领域和区域，推动更加灵活的经贸合作安排；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扩大进口，推动“出口中国”系列活动，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三是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把握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发展机遇，推动内外贸一体化、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优化产业链供应链跨境布局并提高韧性和安全水平。四是加强贸易政策与国内其他宏观政策协同，发挥政策合力。五是统筹发展和安全，丰富贸易调整援助、贸易救济等政策工具，强化贸易风险防控和摩擦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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